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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经济学：经济学家的视角（2）

如何定价“绿水青山”？

·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香樟经济学术圈」

为环境定价，是环境经济学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尽管我们常说自然无价，但这是一种美好的理念，但在实践中，我们有时却不得不为环境定价。例如，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在决定环境规制的水平时，需要开展成本-收益分析，权衡环境规制的成本和环境保护的收益，并做出对社会有利的决策。然而，在许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许多环境要素，到底有多高的价值。湿地价值几何？森林价值几何？生物多样性价值几何？这都是政策实践中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事实上，许多年来，经济学、环境学等领域的学者，一直在这一方向努力，并产生了许多重要成果。例如，经济学家在过去的时间里，已经尝试着在经济核算中纳入自然资本要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绿色GDP等新概念，并产生了深远的政策影响。例如，2024年康奈尔大学Ivan Rudik教授出任白宫科技政策委员会首席环境经济学家时，提出了所谓的Natural Capital Accounts Initiative，提出要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将自然资本考虑进来。

然而，尽管已经有了一系列学术和政策成果，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许多对自然资本的核算，尤其是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评估中，存在着大量的主观因素。例如，在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Nature, 1997）中，作者们计算了全球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价值大约为每年33万亿美元，约等于当年全球总GDP（31.75万亿美元）。这一研究在今天被引用超过了三万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篇文章是怎样计算出生态系统的价值呢？以作者们针对开放海域（Open Ocean）的计算为例，他们认为，开放海域这一生态系统的价值包括碳吸收（38）、营养循环（118）、生物控制（5）、生物生产（15）、原材料（0）、文化（76）等（括号内数字为1995年美元每公顷每年）。根据这些数据，每公顷开放海域的生态系统价值在1995年为252美元。全球共有大约332亿公顷开放海域，每年的总价值大约是8.38万亿美元。

这一结果合理吗？事实上，对于经济学者而言，可能有两处不合理的地方。第一，这篇文章利用了所谓的meta-analysis方法，其计算各类服务功能价值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谓的“专家评估”。第二，对于生态学家而言，考虑“营养循环”的价值或许合理，但对于决策者而言，“营养循环”的价值（118）是否能达到生物生产价值（15）的接近8倍，仍然值得商榷，于大多数居民而言，开放海域的经济价值可能更多还是在于生物生产价值，或者直接和大家的福利相关的价值。

这些问题的存在让经济学家们可以一展所长。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拓宽，和数据可得性的增加，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向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军，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出色的成果。在本文中，我将简单列举一些近几年来的新文献，以介绍经济学家在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天地广阔，大有作为”。

在第一部分，我将以湿地和森林为例，介绍经济学家如何评估生态系统的价值，以及这些评估与环境学者之间的区别。在提到这一研究方向，首先不得不提起的文章是一篇AER上的经典作品，即哈佛大学Charles Taylor教授和加州理工学院Hannah Druckenmiller教授2022年发表的论文《Wetlands, Flooding, and the Clean Water Act》（香樟推文2831），这篇论文事实上旨在回应美国的一项法律争议，即萨克特诉联邦环保署（EPA）案（2012），这桩案件对美国的湿地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们想要回答一个非常现实的政策问题：湿地的防洪价值有多大？《清洁水法》的重新释义将带来多大的经济影响？

上文所提到的Nature 1997研究中，作者们分析了湿地的防洪价值，根据他们的评估，1公顷湿地每年的防洪价值接近8000美元（1995年）。然而，这一评估并非data-driven的结果，而是过度依赖于主观评估，因此这篇AER论文进行了改进。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们收集了洪水理赔的数据，并基于大量收集自现实世界的数据，对湿地的防洪效应进行了评估。为了得到准确的因果效应，作者们发展了多种因果识别方法，包括长差分、面板回归、流域识别等。基于这些方法，他们发现， 2001-2016年间， 1公顷湿地的防洪价值大约为1840美元，远低于先前的估计。考虑到这一评估方法的严谨性，之前环境科学学者的研究，可能高估了湿地的防洪价值。

这里我们举的第二个例子是森林。从居民福利的角度看，森林的经济价值可能重点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森林可以过滤污染，从而带来健康的收益；第二，森林可以改善景观，从而带来房产价值的上升。这两点效应，和居民的生活更切实相关，因此也应该在决策者的决策函数中被赋予更多的比重。然而，在Nature 1997的研究中，这两个重要的效益却在评估中被忽视。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中，一些经济学家正在通过各种方法，尝试对这些效应进行严谨的估计。在第一个效应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密歇根大学Eric Zou教授等人的《Urban Forests: Environmental Health Values and Risks》（香樟推文2948）。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指出，北京市“百万亩造林”所带来的健康收益大约为每年550亿元，即41.25万元/公顷，大约相当于1995年的3.5万美元/公顷。他和新加坡国立大学Xinming Du教授等人的另一篇论文《Trade, Trees, and Lives》则估计了巴西的情况，发现这一数值大约为8.3万美元/公顷（1995年价格）。这些研究共同表明，森林可能具有极大的健康效益。

森林对房地产的影响，在近年来的一些经济学研究中也频频露面。在前文所述的研究《Urban Forests: Environmental Health Values and Risks》中，作者们发现，北京市造林区域周边2km内的房地产，升值了大约10%左右。类似地，德州农工大学Liqing Li教授在论文《Environmental goods provision and gentrification: Evidence from MillionTreesNYC》中，利用纽约市的“百万棵树”计划，发现社区的树增加50%，会导致社区内房屋月租金上涨大约113刀。而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Lu Han教授等人基于多伦多数据进行分析的论文《Cool cities: The value of urban trees》中，房屋周边每增加一棵树，房地产价值将上升0.45%。由此可见，森林对房地产市场的经济价值不容忽视，尤其是这种影响和居民福利密切相关。

绿水青山，不仅是自然景观的优美，更是生物多样性的繁荣。除了生态系统估值之外，经济学中另一个正在兴起的领域，是生物多样性研究。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经济学家已经足以利用这些数据，结合经济学领域的前沿方法，去开展许多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是包括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成因、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和生物多样性政策三个方面。

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成因在生态学上已经有了许多讨论，然而，经济学工具能提供一些新的见解。例如，在北京大学梁远宁教授、康奈尔大学Ivan Rudik教授和密歇根大学邹咏辰教授的合作研究《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Economic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Ecological Observations》（香樟推文2308）中，他们基于目前最全的物种观测数据库，提供了严谨的因果证据来论证经济生产活动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从而弥补了生态学定量研究的不足。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评估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一领域，芝加哥大学Harris公共政策学院Eyal Frank教授做出了一系列精彩的研究。他在这一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2024年发表在AER上的论文《The Social Costs of Keystone Species Collapse: Evidence From The Decline of Vultures in India》（香樟推文3250），在这篇文章中，他利用一个巧妙的自然实验，研究了秃鹫的灭亡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发现秃鹫的灭亡导致人类死亡率提高了4.7%，并为印度带来了694亿的健康成本。在另外两篇文章中，他和合作者们则分别研究了中国麻雀大规模死亡的健康成本，以及生态系统中狼的引入对农业生产和道路交通事故的影响。无独有偶，同样是在2024年，一篇发表在RES上的论文《The Slaughter of the Bison and Reversal of Fortunes on the Great Plains》则研究了北美野牛灭绝对土著居民的影响，他们发现，野牛的灭绝导致了当地居民身高的下降、婴儿死亡率的上升、人均收入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依赖野牛的部落较其他部落收入始终要低约25%。这些文章为这个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在他们的基础上，后面的经济学者可以借助他们发展出来的一些工具，做出更多有趣而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研究。

第三个话题尽管可能不那么有趣，但却最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政策设计。正如我们在这篇文章开头所说，经济学家看待环境保护，首要的便是成本与收益问题。在上一个话题中，我们分析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那么，如果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我们该如何设计政策？又要付出什么样的成本代价？这也是经济学家们最应该关注的问题。

首先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有效性。事实上，许多自然科学研究都关注了类似的问题，数不清的研究发表在Nature、Science等科学类顶级期刊上。然而，遗憾的是，从经济学者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在一些场合下不够严谨，许多论文通过简单的相关分析乃至描述性统计，就大胆得出结论，这是不可取的，而经济学者可以提供更严谨的分析。在这一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早期研究是北京大学梁远宁教授等人2020年发表在PNAS上的论文《Conservation co-benefits from air pollution regulation: Evidence from Birds》（香樟推文1995），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利用美国的观鸟数据，发现美国在过去四十年间空气质量的改善放缓了鸟类数量的减少，避免了约15亿只鸟类的损失，说明环境政策也起到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效果。Eyal Frank最近一篇正在RES返修的工作论文《Regulating Biological Resources: Lessons from Marine Fishe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则发现，美国渔业法律的修订也起到了保护渔业资源的效果，相较于对照组，受政策影响的鱼类资源增加了50%。密歇根大学Eric Zou教授等人最近的一项研究工作则评估了中国近二十年来生态修复工程的效果，发现植树造林行动同样带来了鸟类多样性的改善。

除了这些政策之外，最引人关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是自然保护区，全球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制度，其核心目的之一便在于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一批经济学家开展了自然保护区效果的评估，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Arthur van Benthem教授撰写了多篇论文，分析自然保护区建立的效果，发现这些保护区常常不尽如人意。聚焦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高昊宇教授与康奈尔大学丛林教授等人近期的一篇NBER工作论文《Pricing the Priceless: The Financial Cost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则指出，在中国开启“绿盾行动”、进行自然保护区专项治理后，治理区域的鸟类多样性得到了显著改善。

那么，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本如何？这个问题也需要经济学家的科学评估，然而，这一块的研究仍然相对较少，许多时候只能借助于间接的推断。2021年，Eyal Frank教授在JEEM上发表了论文《Labor market impacts of land protection: The Northern Spotted Owl》，发现美国在1990年基于《濒危物种法》对北方斑点猫头鹰的保护带来了受影响地区的大规模失业，证明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本，尤其是在受影响的部门。随后，Eyal Frank教授在最近的一篇NBER工作论文《The Cost of Species Protection: The Land Market Impacts of the Endangered Species Act》中更加全面的分析了《濒危物种法》对于土地开发的影响。金融学的学者近年也开始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于金融市场和企业的影响，例如高昊宇教授等人的文章发现，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可能会带来融资成本的上升。除此之外，尽管目前有很多金融学的研究，但很多较为牵强，仍然缺乏科学性。整体而言，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显得有所欠缺。

总而言之，在“绿水青山如何定价”这个重要的交叉学科问题上，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各有各的长处，在研究上也有一定的分歧。这些差异可能来源于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价值理念的不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和人类生活切实相关的环境价值，这些价值在政策设计中也应该占据更多的权重。我们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同时，不应忘记，保护自然，终极目的永远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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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香樟经济学术圈」，2025-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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